尽管盟军的作战重点依旧在欧洲，但中国战场对于盟军，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愈发重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只要看一眼亚洲地图，就会意识到太平洋岸边的中国大陆对于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而言，将是一个怎样广袤的陆基基地。且不说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大部分的军事力量，仅就太平洋战场的侧翼而言，一旦失去了中国的巨大依托，美国再强大也难以奢谈打到日本本土去。——美国人什么都不吝惜，就怕美国人死得太多。
此时，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军，除了军事顾问团成员、援助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军事教官外，作战部队主要是第十四航空队，这支部队驻扎在中国广西的桂林。
奇峰碧水环绕下的桂林城，自古便是中国的山水胜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城呈现出五色纷杂的奇异情趣：这里是中国各方抗战力量的聚集地，党政机构、的办事处、派和民间团体总部比邻而设；这里也是战时中国言论最为自由的地区，各类宣传抗战的文艺队伍五花八门，编辑印刷的各类出版物风行全国。这里混杂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官吏、富商、伤兵、逃兵、难民以及流浪文人，他们大多为躲避战火而来。在难民中，香港难民最为显眼，他们开设取名为“蓝鸟”或者“绿蒂”的咖啡馆，寄卖出售他们从香港带出来的电烤箱、英式台灯、咖啡壶、网球拍等。这些有钱的香港人根本不像难民。
但是，桂林最奇异的风景，是随处可见的美军。这里的空军基地驻扎着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还存不少美军经过这里周转行程。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桂林附近奇形怪状的葱郁小山惊呆了，美军官兵认为：可以把这些小山装上轮子，待日军飞机袭击的时候，就把这些小山推来推去当作屏障。美国人把桂林称为“东方的巴黎”，“他们都决心享乐一番：有的一本正经地选购纪念品，有的把囊中钱财吃喝一空，有的像孩子似的在街道上大放鞭炮，有的在小巷中追逐咯咯发笑的女郎”。桂林当地产的一种中国酒香醇可口，许多美国人嗜此如命，“致使酒价猛涨而酒味猛跌”。
美国空军以桂林为基地四面出击。滇缅作战时，他们飞越沉睡的中国村庄，轰炸了缅甸萨尔温江岸边的日军；他们从空中轰炸突击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炸毁日军的仓库、车队和船舶，同日军的零式战机疯狂地格斗。一九四三年感恩节的时候，他们去轰炸台湾的日军机场，指挥官说只要达成目标，返航后罐头火鸡、蔓越橘和上好的威士忌可以尽情吃喝。二十多岁的指挥官文森特上校提出抗议，要求起飞前提前开宴。吃了火鸡、喝了威士忌的飞行员升空了，他们都知道携带的油料仅够扔完炸弹后勉强飞回桂林，只要稍有意外就回不来了。他们飞越中国沿海的山脉，然后贴着海面低飞，螺旋桨把带着咸味的浪花吸进了机舱。在台湾新竹机场上空，他们一声呼啸发动了突然攻击，日军的战机四分五裂，燃起冲天大火。在炸毁了五十多架日机后，他们向他们喜爱的“东方的巴黎”方向返航。尽管牧师自他们起飞就站在跑道边真诚地祷告，但仍旧有美国青年没能活着回来。
“这种精神是难以描述的，”美国记者白瑞德说，“因为任何一个美国军人都不会大声地承认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那是政客们干的事情。”他们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糟糕的军营伙食、苛刻的军士长，嘲讽陈纳德、史迪威以及他们的总统罗斯福。但是，当罗斯福逝世的时候，他们却“像孩子一样哭泣”。美军没有豪言壮语的军歌，他们唱的都是流行歌曲，一九四二年唱的是《你是我唯一的阳光》，一九四三年唱的是《皮斯特尔·帕金妈妈》，来到桂林后歌就唱杂了，包括德国人的《莉莉·玛琳》、英国人的《一艘部队运输船就要离开孟买》以及澳洲人的《翩翩起舞的马蒂·尔达》。——美军的战斗精神“产生于过去一百年的情感素质，悄悄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
令美军飞行员付出巨大牺牲的航线，是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飞越野人山、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这些山脉平均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最高的可达七千六百米；雪山峡谷之间，萨尔温江、湄公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穿流而过。自一九四二年起，美军飞行员迎着厚厚的喜马拉雅云层，以飞行高度的极限飞越险峻的山口。在这条人类飞行史中最危险的航线上，哪怕风向稍有变化就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为了爬升得更高一些，他们甚至使用了尚未经过试飞的新出厂的C-.型运输机。他们在凭借肉眼观察划出的航线上，一次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自“驼峰航线”开辟以来，美国援助中国的抗战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来。最初运到中国的物资每月几百吨，后来增加到上千吨，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竟达七万多吨。直到战争结束的一九四五年，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的抗战物资累计达六十五万吨，运送战斗人员累计达三万多人。在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巨大的空中运输中，美军于“驼峰航线”的飞行损失飞机一千五百架以上，还有三千多名美军官兵付出了生命代价。——在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美国人民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令中国永远铭记。
当然，美国人的牺牲必须是为了美国利益。在度过了战争初期的艰难时刻后，美国觉得有必要向全世界表明，盟军与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互相依靠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符合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美国人决定把蒋介石从中国请出来，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与美、英首脑会晤，并让这次会晤变成全球舆论的头条。
美国人把召开英、美、中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通报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要求长期住在美国盯着盟军军备配额的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让他和仍在美国的宋美龄商量后回复罗斯福。
除了对苏联始终存在的戒心之外，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事先与罗斯福单独会面——蒋介石想在首脑会议前，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不然无法确定在首脑会议上他将处于何种位置。七月四日，罗斯福回电，称单独会面十分重要，建议在重庆或华盛顿间选个地点。蒋介石八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
罗斯福于七月中旬再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二十一日，依旧对苏联心存戒备的蒋介石回电，认为如果在阿拉斯加开会，他就一定要经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到了苏联国土上而不与斯大林见面不合适，因此建议改个地方。至于中美首脑单独见面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到华盛顿来。但这一建议被宋子文以“钧座军政羁身，似难以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拒绝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将在埃及海岸的某个地方举行。罗斯福说，现在还没有正真获得斯大林是否出席会议的答复，但无论怎样，他和丘吉尔都将在埃及与蒋介石会面，届时罗斯福将率领美国最高级别的陆海空军官前往，中美之间的任意的毛病都将得到圆满的解决。十一月一日和九日，罗斯福又两度来电，承诺在会议真正开始前可以与蒋介石单独会晤。蒋介石回电罗斯福，表示他将准时参加会议。
为了准备三国首脑会议，国民政府各部门立即陷入忙乱之中。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提案和草案，在这个几乎包罗所有可能涉及中国前途的应对方案中，最主要的是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接受原则和条件、战后处置的重要问题以及应对英美可能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一准备潦草而残缺，但在要求日本必须归还近代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立场十分坚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经印度飞往开罗。临行前，蒋介石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中国人好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历史证明，无论中国人如何遵从“以礼待人”的传统处理外交事务，非但从来就没得到西方世界的“知”和“敬”，吃亏和受辱的却总是中国人。——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抗战中国终于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中国代表团基本阵容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驻美军事代表团团员蔡文治、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总干事黄仁霖、侍从室组长陈希曾、侍从武官陈平阶、侍从秘书俞国华、随从医生左维明以及宋美龄英文秘书陈纯廉等。
英、美、苏代表团成员都是政治、经济、军事专家，因为会议期间需要就讨论的很多问题进行随时磋商，于是有外国记者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非常不专业，他们注意到连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都没有参加——“规模很小的中国代表团主要由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组成，”记者评论说，“有些对于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
或许只有带着大批侍从赴会的蒋介石心里明白，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世界大战战局已发生了重大转折，而他主政的中国仍是个混乱不堪的国度。
依据东京大本营制订的一九四三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侵华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占领区，并继续增派部队用于太平洋战场。可是，鄂西会战后，侵华日军总数依旧有二十四个师团、十二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十三个航空中队，总兵力约六十万。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深知，诱降重庆并隔断其与英美的关系，除了诉诸武力之外无另外的办法，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的局面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已越来越迫切。畑俊六虽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坚持认为：“杀出一条血路是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为此，鄂西会战一结束，他就派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去东京，直接向大本营请求批准他彻底“消灭重庆政权”的作战计划。天野正一向大本营提出的建议是：“总司令官已胸有成竹，仅仅指望以政略的成果来解决中国方面问题是困难的。希望能决心在本年十一月后至来年进攻四川。”
作战计划被否决的当天，畑俊六写下日记：“如此只能一直成为美英反攻对象，终将处于守势。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打算，重庆屈服的时机是不会到来的，实乃可叹！”.
八月二十八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订了《昭和十八年秋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大纲》依旧体现出畑俊六强烈的进攻意识。
畑俊六知道蒋介石的军队不会主动发动攻势。尽管双方的对峙线很宽大，但日军仍有能力实施短促突击，打击以中央军为首的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长期的作战令畑俊六对蒋介石的军队了如指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拥有的军队兵力多达五百三十多万，遍及九个战区以及昆明行营、远征军部队。但是，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区域却越来越小，财政极度困难，物资供应紧张，政府无法遏制内部的腐败，军政官吏与商人勾结起来囤积居奇，再加上军官普遍克扣军饷，导致士兵逃亡现象严重，几乎每支部队都缺额，单位战斗力迅速下降。如果说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军队对付日军常设师团的一个联队要动用一个师的话，现在几乎要动用一个军了。畑俊六对中国战场的最大忧患是，战争到了一九四三年，中国的抗日武装越来越强大了。
日本人认为：“中国问题的重点有三，即粮食、物价、。”.蒋介石同样以的壮大为患。出发去开罗之前，他精心策划了一件大事：要求国民政府统辖区域内的所有人，必须“切实研讨”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书。此书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代笔，再以蒋介石的名义由重庆中正书局公开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刚一出版，就被中国社会舆论一致认为是发动新一轮高潮的动员令和宣言书。
在日本明显大势已去的时刻，身兼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实际做到了党政军大权独自在握。特别是美英为了确认和保证中国抗战，宣布中国是世界四强之后，与美、英、苏等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感觉令蒋介石更自信。有了美英的支持，日本人已不在话下，沦为亡国奴的话题毫无意义了，而另一种“”的担忧开始令蒋介石坐卧不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为消灭做强大的舆论准备了。
《中国之命运》全书二百一十三页，论及抗战的篇幅只有十二页半，其主要内容是系统地讲述蒋氏风格的专制独裁主义，同时猛烈地攻击中国的思想和体系。
蒋介石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样式；封建时代以血统和家族为纽带形成的家族、保甲、乡社制度，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是立国的基础。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属于违反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帝国主义立场”范畴——就在社会舆论普遍对蒋氏家族的政权独裁颇有微词的时候，蒋介石公然吹捧封建宗法家族式的政治统治结构，其毫不遮掩令人惊讶。
《中国之命运》更重要的内容，是大肆捧颂蒋氏“”的至高无上。蒋介石否定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指责人挑拨了内部左右两派对立，并把全面抗战以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成是人搞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攻击思想可以视为政见不同所致，但把人的敌后抗战说成是封建军阀行为，以此要求人放弃“武力割据”——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和“扫荡”，无不是为了铲除人的“武力割据”——“铲除”之语出自被称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之口，着实匪夷所思。基于这样的理论，蒋介石宣称：“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啥效果亦找不出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国民政府对付只剩下武力讨伐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宣布解散，这一消息令人兴奋异常，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命运尽头。军统头目戴笠制订出一个“对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迫使把敌后根据地政权和军权交出来；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军队干部到区域去接管工作；派中央通讯社到延安去开拓消息的采集渠道。
仅凭戴笠策划的这个“方案”，便可见人对中国的了解依旧十分肤浅。早在长征初期，中国就与第三国际失去了联系，包括在内，中国人早就试图摆脱苏共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国人是一群有独立思考能力且决心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拯救中国的政治精英，哪里会因为早已过气的第三国际的解散而土崩瓦解？
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指出：中国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国将解除对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目前“各国更加应该要依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通过你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一九四三年秋，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聚在了陕西的一个县城里，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会后，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各路部队从各个方向向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地带压缩；动用第八战区的部队，加上特地调来的部队，共五个集团军近五十万兵力，分成九路闪击延安，一举荡平中枢。
针对《中国之命运》一书，延安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对胡宗南即将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战。写出《质问》一文，指出在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于西北的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团军，其中的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集团军用于防守宜川至潼关的黄河沿岸。这一事实，全国皆知。近日防守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开到了彬县、淳化、洛川一带，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而置黄河河防空虚于不顾。那么，人叫嚣人“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质问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按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是如何的“民族至上”，而则是如何的“破坏抗战”，那么“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胡宗南的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的消息，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激烈抨击。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盟军方面对此也反应激烈，美国人明确说绝对不允许因为发生内战而削弱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力度。
在国内外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七月十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行动，并回电朱德声称胡宗南部“无进攻意”。十二日，胡宗南命令围攻陕甘宁边区最前沿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退回黄河河防。
《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重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奉命对军队的现有编制、兵员、和火炮数量进行详细的调查统计，得出的统计数字或许可以令即将前往开罗的蒋介石感到些许安慰：那些关于武装兵力已达百万以上的传说似乎不那么靠谱。
百团大战后，经过日军长达两年的残酷“扫荡”，华北大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丧失殆尽，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的面积也严重缩小。抗日武装在日军的“围剿”下伤亡巨大，兵力曾一度下降到三十万左右，加上位于江南的新四军，总兵力尚不足四十万人，还不及军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方面要求国民政府颁给五个军的番号始终不允，苏联和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也没有给武装一枪一弹。由此，军令部第二厅的报表显示，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仍不足四十万，数量是兵力总数的一半，除了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有几门迫击炮外，各军区部队和地方纵队在火炮拥有数量一栏上全都是空白。
为数不多的抗日武装，在敌后作战的严酷环境中频频出击，伤亡巨大，武器简陋，补给困难，根本就没有扩大军队规模的条件。
要说拥有百万之众，应该指的是遍布在广大乡村中的民兵，是那些具有抗战热情和勇敢精神并认同人政治理想的同盟者。或许，正是敌后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民众和武装一起与日本占领军顽强作战的浩大声势，才使得人产生了到处都是武装力量的错觉。
造成人错觉的另一个因素是：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两年多“治安强化运动”的日军承认他们在华北已经“一蹶不振”，而在华中的“清乡工作”也“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逐渐转入了主动进攻的阶段。
八路军晋绥军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次数，在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占到了作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九月，晋绥八路军已经把日军挤到了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新任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指挥第五十九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部队，再次对晋绥根据地发动“扫荡”，企图一举围歼八路军晋绥军区机关。二十七日，日军虽然攻占了兴县县城，但晋绥军区机关已安全转移。鉴于日军孤军深入，交通断绝，加之新兵很多，战斗力大不如前，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率领的指挥部决定，集中十七、二十一、二十六、三十六和二十九团主力以及特务团和警卫营等部队，采用沿途伏击和分段围歼的战法，集中主力吃掉日军一部。十月五日拂晓，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遭到袭击后，发现了自己已经被八路军包围了。尽管日军迅速派来战机助战，但八路军各团已如铁桶一般将其围困。附近山头上民兵和民众的喊杀声此起彼伏，日军无论朝哪个方向突围，都会踩响八路军和民兵在山路上埋设的地雷。战斗持续到十日，日军的数次突围都被击垮，伤亡惨重，逐渐缩小的包围圈里只剩下三百多人还能坚持作战。十日下午，日军开始焚烧尸体，由于已不可能将伤员运走，只好将尉官以下的伤员一起焚烧，伤员的哀嚎之声和焚烧尸体的臭味数里之外都可听闻。黄昏时分，八路军发动了最后的围歼战，残剩的日军官兵在黑暗中仓皇四逃，八路军和民兵如同围猎一样到处搜捕，战斗在十一日凌晨基本结束，七百多具日军的尸体横陈在秋风瑟瑟的山林中。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气急败坏，调集第一军主力两万多人出动寻找八路军主力。日军采取了一种每天前进二十公里后再后退五公里的所谓“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企图不断地挤压八路军，使之在黄河岸边背水决战。东京大本营对冈村宁次的这次作战寄予厚望，专门派来了一百二十人的“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此时，正是胡宗南企图闪击延安之际，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一个主力团已奉命调回延安，、命令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八六旅十六团主动出击打击来犯的日军。十六团是一支以红军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满员二千五百余人，团长程悦长、政委常祥考、参谋长林克夫。在第三八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该团不断地辗转迂回，跳出冈村宁次的包围圈后，秘密插到了日军的侧后，进入临汾至屯留公路边一个名叫韩略村的村庄。然后在当地民兵和民众的帮助下，在村南的一条山沟附近开设了伏击阵地。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八时，日军来了，卡车车队进入伏击圈后，十六团一声号令，六连先下手，击毁最后面的卡车，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从陡壁上猛扑下来。九连在车队的最前面死顶，与日军混战成一团。发现被包围的日军疯狂地向公路两边突围，双方瞬间进入肉搏战状态。八路军战士发现日本士兵试图保护一群身挎指挥刀的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地集中朝那里冲击，五连指导员郑光南在冲锋中牺牲。随着日军一名指挥官剖腹自杀，日军士兵大乱，残兵跑进公路边的土窑洞中顽抗。在劝降未果后，赶来参战的民兵在窑洞口点燃了柴草，然后八路军的手榴弹雨点般扔进窑洞，很快窑洞里便无声无息了。战斗接近结束的时候，冈村宁次派来六架战机低空盘旋寻找被围部队的踪迹，但除了烟火和黄尘在秋风中漫卷之外，日军飞行员未曾发现一个还活着的日军官兵——连同那个“皇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所有成员在内，被伏击的日军只漏网三人，其余全部葬身于韩略村南的那道土沟里。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华北出现了最大的一股伪军，即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四万余人叛国投敌。
第二十四集团军，辖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孙殿英的新编第五军、刘进的第二十七军和侯如墉、杜淑等游杂部队，总兵力近八万人，是中条山会战军在黄河以北留下的唯一部队。
一九四三年四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出动三万余兵力，向太行山麓实施进攻。与日军事先约好的孙殿英在河南林县宣布投降。而刘进的第二十七军被日军截断退路后，一名师长率部逃亡，另一名师长率部投降——这个师后来成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孙殿英陪同日本人与刘进军长商谈投降条件，刘进要价太高日方没有答应，刘军长本人趁乱跑了。马法五的第四十军，除了被他带走千余人外，其余全部被日军缴械。藏在林县彭城镇附近山洞里的庞炳勋，因为实在耐不住烟瘾，让他的副官扮成老百姓出来买烟土和食品，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庞炳勋立即宣布投降，通电表示脱离重庆政府，拥护汪精卫“和平建国”。他到了南京，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庞炳勋率部投敌后，着手部署围困八路军的作战。不打击投敌者，不足以警示世人，八路军决心彻底收拾庞炳勋部。八路军总部以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发起卫南战役，七月三十日毙伤伪军二百多人，俘虏伪团长以下八百余人；三十一日袭击了伪军第四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全歼守敌；八月二日再袭伪军一个旅，毙伤六十余人，俘虏千余人，活捉伪军旅长；十九日，向伪军杜淑部发起攻击，歼灭伪军五千五百六十余人，并在伪军盘踞的卫南、滨河、滑县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接着，八路军又以太行、冀南两军区主力协同冀中警备旅发起林南战役。八月十八日，李达、黄镇指挥的六个主力团开始了猛烈的穿插分割，攻入林县县城，庞炳勋的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官刘月亭只身逃脱，其余伪军全部被歼。同时，陈再道、指挥的冀南军区六个主力团，将伪新五军的暂编第四师师部、十团以及独立旅全歼。日军出安阳城试图救援，但被八路军打了回去。林南战役，八路军歼灭伪军七千余人，拔除伪军据点八十余处，林南和辉北地区全部为八路军所控制。九月，太行军区在太南组建了第七、第八军分区。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八千平方公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在华北敌后战场上，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作战的绝对主力。一九四三年，抗战中国的敌后战场抵抗的日伪军，占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
在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人们被对的妖魔化弄得人心惶惶，陪都重庆的百姓确实产生了某些不祥的预感。令民心更不安的是大后方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日本间谍——如果中美联合空军决定要去轰炸日军的某个机场，飞机还没起飞，中美飞行员就能在耳机里听到日本人向他们问候早安并祝他们今天好运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的间谍活动，竟然得到了某些政府高官的帮助。
混乱的政治生态下，中国百姓对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见怪不怪。春节的时候，昆明城里举行了舞龙表演，表演队伍由中国官兵组成。两支舞龙队伍——一支是中央军官兵，另一支是云南地方军官兵——碰到了一起，巨龙疯狂地舞动，“就像插上了翅膀的蜥蜴，要从这个城市飞快地腾升到星光闪耀的夜空中去”。疯狂的结果是互不相让，然后就开枪了。
中国民众对政府官吏的贪污丑闻、军队将领的胡作非为以及物价飞涨和黑市猖獗十分不满。不法商人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甚至把投机倒把和操纵物价的把戏闹到了美军头上，使得美军在华采购人员怨声载道。
更讳莫如深的话题，当属曾是副总裁的汪精卫，这是让重庆人最难堪的。好像故意与蒋介石对抗，在蒋介石飞往开罗的同时，汪精卫飞往日本东京，参加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召集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会后，汪精卫发表讲话宣称，要和日本人齐心合力，赢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他向日本人作出了“肃正思想”“确保治安”和“增加生产”三项保证，决心和日本人“同甘共苦，同生共死”。
就在东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会”召开之际，侵华日军派出代表前往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祭奠了蒋家祖坟——日本人做梦都想让蒋介石替代汪精卫成为“共荣圈”里的一员。
英国驻埃及大使前来通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抵达开罗，并准备前来拜访蒋介石。本来是准备与罗斯福先见面的，但罗斯福尚未抵达，丘吉尔却先来了，经过考虑之后，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里，蒋介石和丘吉尔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丘吉尔说，他之所以能够由地中海乘坐英国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换成飞机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控制权的结果，而在几个月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在简短的寒暄之后，丘吉尔涉及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远东战场的对日作战，蒋介石的回答十分干脆：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各方代表就太平洋作战、缅甸对日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代表提及美国为啥不向中国战场派遣陆军的问题，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解释是：派遣美国陆军到中国对日作战，本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近来美国运输舰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损失很大，加上苏联战场急需大规模的军火供应，土耳其也即将参战，因此也存在船舶运输问题。目前，连急需增援的麦克阿瑟将军也只得到了几个美国陆军师，他现在主要是依靠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部队维持作战。马歇尔的言下之意是：相比而言，中国自身有那么多的军队，应该不必叫苦。不过，如果中国要的不是人，而是别的东西的话，比如飞机，要多少美国就给多少，“惟希望中国加强机场等设备”。
这天，丘吉尔登门回访了蒋介石。当蒋介石表示中英两国要充分合作，有必要坐下来就很多问题认真商谈时，丘吉尔回答说，他带来的各种专家足有四百多人，无论谈什么都可以。丘吉尔告诉蒋介石，他的意愿是，战后须有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总机构，总机构下再有欧洲分机构、远东分机构等等，以让世界各国都能参加进来。
罗斯福根据事先商定的程序，把与蒋介石的会谈放在了与丘吉尔会谈之前。在短暂的会谈中，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应作为四大国成员之一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战后国际组织，并保证在这一点上美国将坚定地支持国民政府的中国。
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开始就会议宣言展开进一步磋商。对于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日本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关于这一点，在中、美、英三方工作人员共同草拟宣言的时候，曾发生了措辞上的争执。还是英国人对中国发难。英方代表提出，在宣言草案里，其他被占领地区都没有说明必须归还何国，唯独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明确写上“归还中国”，这样的表述将会引起英国国会议员的质问，建议把“当然应归还中国”这句话，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人的质疑立即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激烈反对：日本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后，那些土地到底归属哪里？如果不明确写明，中国艰苦进行的持久抗战是为了什么？这样含糊不清的言辞出现在宣言里，不但中国人民会困惑，全世界也会不理解，会议宣言将变得价值全失。美国代表明确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认为言辞含糊的后果将使世界对盟国阵营严重地不信任。
这天上午十一时，中、美、英三国首脑以及宋美龄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由于政治问题私下里已经商讨，会议主要就军事问题展开讨论。涉及中国的讨论重点是向缅甸实施反攻的军事计划。
宴会后，蒋介石与罗斯福进行的会谈持续到午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包括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过渡时期的国际安全问题、德国投降问题以及远东安全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蒋介石按照事先草拟的原则与罗斯福详细交换了意见，并就诸项政治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而罗斯福向蒋介石询问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战败后，日本的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显然，罗斯福以为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会坚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认同永久性地废除天皇制度。
二十七日下午，在拜会了埃及国王和王后后，蒋介石飞返中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带着会议宣言一起飞到德黑兰，与从苏联飞来的斯大林会商，斯大林对宣言草稿表示完全赞同。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
蒋介石的评价是：“开罗会议虽仅仅四天，但将中国自甲午以后被日本侵据的领土主权，一举收复。”
罗斯福在赴开罗之前曾公开表示：“远东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罗斯福的出发点很明确：在与日本人作战的时候，需要中国战场的支撑和协助；而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让中国成为具有和英、苏、美三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有利于美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制衡英国特别是制衡苏联，同时更有助于美国维护其在亚洲的权益。
就尚未结束的太平洋战争而言，正在与日本人苦战的美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住中国的抗日战场。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说得很明确：“我们要不顾一切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战场支撑不住了，或者国民政府向日本屈服了——当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形成时，美国人是否能在亚洲站住脚就很难说了。美国人、英国人乃至苏联人都知道，如果不给予一个令中国人朝思暮想的巨大利益，中国必须和盟国生死攸关地捆绑在一起的理由就不那么扎实。而这个巨大的利益只能是：让日本把过去侵吞中国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交还中国，并把日本人再次抢劫中国的可能性完全杜绝。
尽管《开罗宣言》的行文确实简单得略显简陋，但是，把被日本人抢劫的财产“归还应得之主人”以及让“日本永远不得成为侵略之潜在势力”的基本原则，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且这个意义一直延续到今日。
不要说这样的中国能否“打下去”，开罗会议的召开也并不证明中国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盟友——在中国漫长的外交史上，尚没有过真正“盟友”的出现，能不能“打下去”，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
尚在归国的飞机上，蒋介石已经“寸衷惟有忧惧”了：如果中国不发奋图强，继续衰败下去，《开罗宣言》很可能是一纸空文——
就中国的命运而言，不需要美国人强调“要不惜所有代价让中国人继续打下去”，中国人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也必须打下去。
只有打下去，中国人才可能摆脱与那个倒卧在路边的枯瘦士兵和那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穿红裤子的小姑娘一样的命运；只有打下去并且在苦斗中强大起来，民族的自尊、领土的完整以及民众的安康幸福才可能真正获得。
就在开罗会议进行的时候，抗战中国正进行着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血战发生地在湖南省一个名叫常德的小城四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