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武王氏，清代及民国期间可谓是宁武名门望族，县城六百户人家，王家大院甚为尊贵显赫。尤其到了民国期间，出了一个王宪，更是为王氏一门增彩添色，光宗耀祖。
王宪（1884年～1954年），字监先，宁武城内六百户人。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西斋，1906年赴英国官费留学，入伦敦大学采矿科学习，获采矿学士学位。1913年回国后历任山西矿务保晋公司技师、工学院院长、山西督军公署秘书，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卖局副局长、局长，1954年病故于陕西省咸阳。
王宪其曾祖父王荣盛，祖父王槐龄，父亲王振基均为宁武城巨贾，世居城内财神庙附近（今无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王宪参加县试。4月，王宪府试考得生员。8月，王宪与南桂馨、赵廷雅、冀学蓬、赵铁卿、谷思慎、李尚仁、周向山、丁致中、丁梦松、刘棫、刘肇文、刘效文、常克勋、赵萃瑛、赵萃珍、武泽霖、高佩天、刘盥训等三十人考入宁武府中学堂，师从赵戴文先生。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6月26日，王宪与南桂馨、范儒煌、宋汝梅、高时臻、庞全震、李书田、孟江霖、刘楷、张静山、杨兆泰、温国璋、庞全晋、李晋楹、成元治、仇元璹、王泰辅、谢瑜、周克昌、兰锡魁、米佩棻、秦洪钊、武占魁、胡德茂、王家玉、曾纪春、孟誉孚、窦鍙、李学晟、孟继善三十人同时入选大学堂西斋预备科第一期甲班，住于贡院，发兰洋缎操衣、操裤各一件,皂布操鞋一双，月给膏火银四两。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7月16日—22日，大学堂西斋预备科甲班举行毕业会考。考试科目有：品行、英文、中文、代数、形学、八线、化学、化验、史学、政治、财政、公法、物理、地舆、地理、地质、图书、医学、动植物等十九科。会考结束后，山西提学使宝熙榜示王宪等二十五名毕业生，获举人衔。
1906年8月，为建立革命策源地，王宪与谷思慎、南桂馨、冀学蓬等人说服宁武府知府桑寀，与朔州天主教会争得煤税，将宁武府中学堂改办为宁武府中学校。
同年，山西提学使杨熊祥选送西学专斋第一期卒业生王宪、常子成、武尽杰、高时臻、王禄勋、张静山等25人赴英国学习理工各科。
其中王宪在英国皇家理工学院学习采矿专业。为了尽快学习语言，他被安排在一位英国人家中生活。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英国家庭，男主人是位年老的画家，他人品高尚，一派绅土风度。平日老两口过着宁静温馨而略显寂寞的日子，每逢周末孩孙们便来看望二老，给他们带来许多欢乐。这个家族对王宪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尤其是老人的外孙女爱伦·派克，这位比王宪小10岁的英国姑娘活泼开朗，特别善解人意。她常常同王宪在一起，为他纠正还不够规范的发音，一同打网球、登山、远足，王宪则常为她讲述中国的故事，什么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七仙女与董永的爱情故事，都令女孩儿感叹不已，爱伦常常仰望着辽阔的银河，为东方人那缠绵而真挚的恋情所感动。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爱伦已经由一个小姑娘长成了美丽的女郎，她与王宪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相爱了。然而地域、种族与文化的差异像银河一样横亘在两人中间，爱伦的家人坚决反对她的选择。
“中国？NO，NO，太遥远了!”长辈们为了阻止两人交往，设置障碍，力图让两颗年轻的心冷却下来。但是两位年轻人坚守着自己爱的阵地，在绿树成阴的网球场上、在风光旖旎的河堤岸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努力，一向柔弱的爱伦·派克在爱情之火的燃烧下，变得格外坚强起来。
英国当年有一条正在酝酿的法律，青年人在21岁以后就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而无需受父母的约束。王宪决定等爱伦·派克到21岁。
7年过去了，王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爱伦•派克也到了21岁独立的年龄。她告别父母，挽着爱人的手臂，义无反顾地向东方出发了。西伯利亚的皑皑白雪无法减弱她爱的热情，戈壁茫茫荒原无情，无法阻截她对爱情绿地的憧憬。此时对丈夫的爱与信赖是她坚实而唯一的寄托。在这份爱的感召下，她勇敢地前往遥远而未知的世界。他们横穿欧洲河道纵横的都市乡村，进入俄国广袤而寒冷的疆域，向东、向东、继续向东，颠簸与漫长的旅程，使他们饱尝了一个月的艰辛，回家的路好长、好长……
回国后不久，1914年，王宪应聘为保晋总公司矿师，他首先测绘好阳泉剪子沟、铁炉沟、燕子沟三大矿区，连接在一块，共计29平方里多，送请立案。
山西大学堂的教习多为外籍人士，教学的内容、方法基本上与英国高校相同。课程有：文学、物理、工学、矿学、格致、法律、西洋史、世界史、体操、数学、英文、图画、化学、博物等科，不仅内容充实，授课时间也比中斋多一些，每周高达36小时。
1918年1月，山西爆发肺鼠疫疫情，省政府成立防疫总局，调时任职为山西大学工科学长的王宪任防疫委员。
1921年，王宪应阎锡山之邀兼任督军公署秘书，主要是做外交及英文翻译工作。
1924年12月4日上午11时，孙中山乘日船“北岭丸”从日本抵达天津塘沽脉成码头。阎锡山立即派督军公署秘书王宪赶赴天津陪同孙中山先生。
同月18日，王宪天津致阎锡山妙电：“山西近年来，居北洋势力之下，不能有何种举动，目下北方形势较佳，应与孙、冯、胡、孙、岳（指孙中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岳维峻）等同心合作，与胡亦不应有何误会，并深愿山西对中山有正式之表示，或尽力赞助中山之主张，方不背民党之宗旨，时机不可错过，千万千万。又云军队驻防制，实中国之大病，当即推翻，中山进京，约在下星期。宪巧印”。
19日，阎锡山复王宪效电曰：“天津日租界尚义楼王监先兄：密巧电悉。晋省中级以上长官，几近同盟会旧人，对于中山先生，自无不尽力赞助之理。不过山西做事，向主实力作去，不摇旗呐喊，故觉默默无闻，十三年来，无一刻不在实行革命中也。胡（景翼）军左右，不无斥于山西父老之人，但能宣力国家不致为害乡里，在我本无歧视。胡督办与我函电往还，亦曾言之，无所谓误会。希转达哲生（孙科）、溥泉（张继）、精卫诸君。督军阎效印”。
1928年6月，山西承认国民革命政府，各机关均悬旗。王宪赴天津参加北伐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举侵华的芦沟桥事变，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初，日机开始侦察并轰炸太原。学校奉省府令迁校晋南，法学院迁平遥，理工两院迁临汾，文学院迁运城。
1939年夏初，王宪与山西大学教授常克勋、兰锡魁、赵宜斋等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提出由他们负责恢复山大的建议，得到了孔的赞同。阎锡山获悉这一消息后，认为山大复校由王宪等人负责，自己无法控制，就不利于自己在山西的统治。于是令山西省政府在《阵中日报》上刊登山大已在吉县复校的消息，阻止了王宪等人的复校活动。
1942年5月1日，经中央政治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员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国民政府财政部烟类专卖局，任王宪为副局长，任此职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
1952年9月19日，将山西大学采矿系调入位于陕西咸阳的西北工学院，与该院采矿组合并，调入教师3人，学生16人。原矿冶系改名为采矿系。山西大学工学院采矿工程系教授兼主任王宪，亦迁并于西北工学院任教。
王宪回国后的事业蒸蒸日上，个人的生活美满幸福，妻子爱伦先后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孩。她们在母亲的哺育下健康成长，两姐妹中姐姐春菁身上妈妈的血统特征较浓，妹妹春葳则更多地具备东方人的特征。她们与妈妈讲英文，和爸爸以及家中的佣人讲中文，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云集了一批拥有各种文化背景的“多国部队”，他们中既有英、法、德等外籍人士，又有不少留学归来的“海派人士”，两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母亲让她们去和布朗太太学法语，去和贝克先生学德语……优越的语言环境，使得两姐妹的语言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随着孩子们年龄慢慢增长，王宪夫妇决定送他们到北平去接受正规的教育。春菁女士至今忘不了坐着山西的小火车往返于北平的情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她和妹妹坐在摇晃而寒冷的车厢里，望着窗户玻璃上厚实的冰层，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她们不时用小手指沾着唾液，在冰层上抠出一个个小洞，窥视着车窗外光秃秃的荒山从眼前滑过。她们哪里知道这些贫瘠的山梁并不安宁，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将炮火燃遍了山野。为此每次放寒暑假，两姐妹都要穿过烽火连天的战场，为了安全，父亲曾带领她们转道张家口、大同，骑驴、坐轿、赶火车、搭汽车，几乎坐遍了当时可通过的一切交通工具。母亲的心整天悬在空中，她除了祈祷、再祈祷，别无它法。两姐妹异地求学的经历，还是在军阀的炮火中中断了。她们返回太原重新开始了自己私塾式的学习生活。
1918年，王宪、常子成等人在太原组建了由外国人和留学生组成的“万国网球会”。并向宁武同乡、时任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南桂馨借了一块地，雇农民用碾子碾出一块空地，在大南门外建起6个网球场。这个民间体育组织有50多个会员参加，会员自筹资金缴纳会费维持活动。王宪夫妇是发起者与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常常带着孩子们一同去参加活动。两姐妹耳濡目染从小接受了网球的熏陶。当场地空着的时候，她们便上场挥舞几下。武尽杰先生和王宪是留英的同学，他的网球打得很漂亮，于是充当了两姐妹的教练。
谁成想，这姐妹俩的球艺长进很快，她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但是由于没女性打球，她们整日与男性对垒，炼就了一副男性的打球风格。后来竟然成为中国网球界的一匹黑马！
姐姐春菁打正手，妹妹春葳打反手，在速度、耐力、力量、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两人配合默契，恰如左臂右膀。
1932年中国第四次全国运动会上首次开设了女子网球的比赛项目。1933年第五次全国运动会前夕，山西准备组队参加这一项目的比赛。10月10日至20日第五次全运会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举行。
当年的网球比赛规则是：两个单打若赢了，即使双打输了也算赢家。山西队派4名女队员。担任教练的陈玉郝先生也是“万国网球会”的会员，他非常了解两姐妹的情况，把得胜的希望寄托在她俩身上。因两姐妹第一次出远门，母亲爱伦放心不下，经交涉，她作为管理员随队前往。
这一年有14个省参加女子网球比赛，该项目在头一天就拉开了赛事，第一场山西队对广东队。两个单打山西队都赢了。
第二场是山西队对南京队。南京队借其地主的优势，在上场前将队员比赛的出场次序做了调整，企图以此取胜。这种计策恰巧被一名曾经就读于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听到了，他将消息告诉了山西的领队教练陈玉郝。陈教练立即要求终止比赛，核实参赛队员的身份。及时纠正对方企图使用的小动作。比赛重新开始，山西队在单打与双打中都轻取南京队。由于赛前的矛盾，双方都不很愉快。
第三轮比赛为半决赛，山西队迎战北平队。北平的参赛队员恰好也是两姐妹。姐姐叫黄淑懿，妹妹叫黄淑青。王氏姐妹对黄氏姐妹的比赛，为新闻媒体提供了可以大肆渲染的新闻话题。比赛结果王氏姐妹再次夺取胜利。
春菁、春葳姐妹在赛场鏖战，母亲爱伦心急如焚在看台上观战。为了平息自己紧张的心绪，她悄悄带了一瓶白兰地。每当紧张难耐之时便呷一口。每赛完一场，母女三人便兴高采烈簇拥着到邮电局去，按事前的约定给爸爸发个电报。让他一同分享快乐。第四轮是决赛，对手是夺魁呼声最高的四川队。在此之前，四川队已经先后战胜了江苏、河北、上海队而进入决赛，四川女队一号主力鲍大经，是曾国藩麾下大将鲍照的孙女。1926年，万县举办川东运动会，有位二八佳丽报名同男性竞争网球锦标。消息传出，轰动一时，每场比赛都引来大批观众，自动组成啦啦队为其加油助威，热闹空前。这位小姑娘果然不负众望，横扫须眉，勇摘桂冠，她就是技艺超群的鲍大经，成渝的女选手无能与其抗衡。二号选手叫黎玉品，同鲍大经是球友。梁佩瑜是第四届全运会的女子网球冠军，她随丈夫林宝华加盟四川队担任教练。林宝华是位澳大利亚华侨，他曾代表中国队参加过国际戴维斯杯网球赛。四川网球女队的底子本来不薄，加上林宝华正规的训练，自然成绩斐然，难怪在此次全运会上夺冠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全运会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赛事，各省队员装备精良。赛场上其他省市的队员均使用进口的球拍，而王春菁和王春葳姐妹俩却坚持使用天津产的国产球拍。在崇洋者看来，两姐妹有足以使自己骄傲的洋血统，但是由于她们是山西这个封闭落后地区的代表，她们手中又拿着国产球拍，便成为被歧视的“土老帽”、“乡巴佬”。但是姐妹俩有自己的主意，国产拍子在样式上是不如外国货漂亮，但用起来得心应手，她们喜欢!“南蛮子”叽里咕噜在说些什么，她们听不懂，但她们料定这场比赛将是一场恶战，母亲也早早备好了白兰地。
晋川决战，第一场单打是王春菁对鲍大经。鲍大经运用她擅长的下旋打法，左右劈砍。因下旋强烈，球的前冲速度不明显，王春菁一时不摸底细，总是等球打，节奏就慢了一拍，鲍大经先声夺人，连着三局获胜，王春菁立即调整步法，主动向前迎球，运用她擅长的底线重抽，拉开两角，使鲍大经疲于两边奔救，工春菁接着连胜6局，赢得第一盘：第二盘，二人比分接近，数度拉锯，最终鲍大经难敌王春菁的强抽硬打而败阵，最终春菁以6：3和8：6胜两盘，2：0取胜。
第二场单打王春葳对黎玉品，双方争夺异常激烈。一开场黎玉品猛攻春葳正拍的弱点，以6：4先赢一盘。第二盘亦曾领先，但被王春葳追至5：5后，反以5：7失败。春葳趁热打铁，又拿下第二盘，以2：1取胜。至此，川军败局巳定。爱伦妈妈的白兰地也早巳喝了个精光。
王氏姐妹是偏远地区的代表，竟然打败了发达大城市的所有选手，荣获冠军。国人将成功的鲜花与掌声全部送给了手持国产球拍的姐妹俩！《南京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盛况：“山西的女子网球锦标全胜四川连得三组，王氏姐妹打遍天下”。其他大小报纸的追踪报道更是连篇累牍，从她们的日常起居、饮食上的习惯、服饰衣裙，到个人的喜好、球拍的选择，都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赛场归途她们应邀在沿途的开封等地举办了表演赛，每场表演都吸引了大量的女性前来观看。太原市南门外的那个震撼场面又延伸到了长江之滨、黄河两岸。王氏姐妹在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回到省城太原，她们还参加了妇女“天足运动会”，并在海子边礼堂对妇女们做了演说，号召妇女们改变旧观念，解放自己被裹缠的小脚。由于众人的努力，从第五次全运会开始，中国女子的思想解放也向前迈了一大步。
1934年5月12日至19日，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国参加的项目有足球、男女排球、棒球、田径、男女网球、女子游泳，共134名运动员。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位于吕宋岛西岸，马尼拉湾畔，是一座新旧交错、东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据说它的名称来自开放在帕西河畔的尼拉特花。由于受西班牙统治300年之久，城市建设颇具西欧情调，是亚洲最为欧化的城市，也被称为“亚洲的纽约”。这儿四季炎热，每年5月至10月是雨季。
中国代表队到达菲律宾时，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隆重的场面使得春菁、春葳非常感动，她们深深体会到海外华人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祖国早日强大的热切盼望。
菲律宾有一个“太原旅菲王氏家族”侨团，他们听说王春菁、王春葳是从太原来的，又姓王，就专门为姐妹俩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在黄土高原长大的两姐妹第一次品尝了芒果、香蕉、榴莲、槟榔、椰子等热带水果。热情的主人使两姐妹备感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荣耀。
一个记者在观看了中国女子网球队训练之后，在报道中写道：“……王春菁、王春葳姐妹及黄淑懿、刘玉兰在200余名观众窥视之下练习，球艺不凡，尤其是王春菁之前抽，王春葳之反手，打起来既准且有劲，确有功夫。黄、刘二氏亦均稳健，表演可观，在场外中外人士见之者莫不称叹。”
王春菁与王春葳在北方长大，对马尼拉的气候很不适应，整日泡在汗水里，一动不动都汗水直流，更别说打球了。每场球下来因出汗过多几近虚脱，王春菁奋力拼搏，以9：6、1：6和6：4的成绩战胜了菲律宾名将恩克鲁，在表演赛中战胜了马尼拉市冠军西墨摩。但是春葳等三人却输给了对方。本应该再进行的两个单打，也因体力不支被迫弃权。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王春菁至今不无遗憾地讲道：“那时因不懂得最基本的自我保护的方法，连最简单的喝淡盐水补充水分和盐分的做法都不会，结果导致非常严重的虚脱。那时100多个运动员只有一个随队医生，大家都因为缺乏热带地区比赛的经验，而造成失误。”体育比赛看起来是单纯的个人参与项目，但是成败的因素却是一个国家国力的综合体现。
同年10月，第18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春菁、春葳与刘建新、常士熙等4人组成的山西女队取得了第一名。
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春菁与春葳再次代表山西参加比赛，结果王春菁以不败的战绩，相同的2:0分别战胜了河北、广东、南京、上海的选手，荣获第一名，王春葳获得第三名；在双打比赛中，王氏姐妹以胜36局，负1局的非常大的优势获得第一名。“王氏姐妹”蝉联两届全国冠军，成为闻名全国的网坛明星。
两姐妹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再接再厉，去冲刺下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冠军领奖台。然而战争的烟云越积越浓，罩住了华夏的晴空，她们的宏愿能实现吗？无情的战火不仅毁灭了她们为祖国争夺荣誉的机会，也使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遭受到了没有办法弥补的重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进逼太原，山西大学停课解散。年底，战争的硝烟已经将这座城市紧紧包围，王宪—家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太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父亲到重庆财政部任职，春菁与春葳先后参加了抗日工作，春菁在“中华民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工作，该会于1938年成立于汉口，后因战争形势迁到了贵州。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员绝大多数是海外华侨的子女，他们中不乏世家名门之后。在自己的祖国遭受的时候，这些爱国华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回国，让他们为自己的祖国尽些义务，春菁在这里做翻译工作，并因此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的施正信大夫。施大夫是上海人，他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英国两年，美国一年。学成归国后，母亲让他在上海开业，但是他坚决不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工作：“我学的是公共卫生专业，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我应该为她服务，此时战区正需要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施正信绕道越南、云南昆明来到了贵州医学院。妹妹春葳在贵阳，1939年和军人出身的钱厉生先生结婚，后到了昆明。
两个姑娘长大成人了，如羽翼渐丰的小鸟，飞出了巢。春菁、春葳和父母分别在三个地方，在烽火连年的时节，断续的家书成为连接大家的重要纽带。战争期间，春菁和春葳偶尔也被邀请到政府、军事要员的官邸去打网球，以此来推广女子网球运动。但更多的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着。
经过艰苦的8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春菁、春葳姐妹先后随人事变迁回到了南京。父母亲此时也前往北平。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一家人该团聚了，然而该做的事情太多了。父亲终于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安顿一下后，抽出了几天时间，与母亲一同到了南京，母亲见了女儿、女婿以及可爱的第三代，自然喜不自禁。父亲虽然也不乏儿女情长，也想多呆些日子，但许多事情要自己赶回去处理。为了让妻子多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一番天伦之乐，父亲决定自己先回北平，让妻子多住一段时间后再到北平来，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充满爱意的决定，竟然成为爱伦悔恨终生的事情。
内战爆发，战火中铁路公路全部关闭，母亲无法北上，父亲也没办法南下。二老天各一方，只好先分离一段时间。“仗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别着急!”王宪这样安慰爱伦。然而并不像想想象的那样简单。1948年春菁随丈夫前往英国，不久春葳的丈夫也接到命令，要求带着家眷立即到台湾去。春葳劝母亲与自己同行，等战争结束后再去找父亲。但是爱伦万万没想到自己从大西洋彼岸追随而来的丈夫，竟然就这样和自己由暂别变成了永别!若早知如此，她宁愿苦守南京，当丈夫生病的时候，自己至少还能侍奉左右，他一定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无尽的悔恨、自责缠绕着爱伦。
苦苦的相思伴随了母亲爱伦的后半生，她不相信丈夫已经去世的各种传闻，她坚信爱的力量，坚信丈夫不会悄悄丢下自己，坚信一定能奇迹般再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就像当年自己随丈夫穿越西伯利亚回家的感觉一样，虽然路途遥远，但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爱伦一直在美国苦苦守候到1988年，才永不瞑目地辞别人世，终年96岁。生死茫茫，爱伦哪里知道她苦苦等待的丈夫早在1954年就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两姐妹也是多年后才确信父亲去世的传闻，地点大概是在陕西咸阳，但墓地究竟在哪里？她们多次寻访无人知晓。
春菁出国后，先在英国呆了一年，又在香港住了两年，最后到瑞士日内瓦住了14年，施大夫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他们是在日内瓦接到父亲最后一封信的。而远在台湾的母亲和妹妹与大陆的父亲被一湾海峡阻隔，彼此音信不通，只有靠在第三国的春菁转递一些支离破碎的消息。
春菁的丈夫回国后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职务，1998年在北京逝世，春葳的丈夫1954年在台湾病故。1956年她与母亲移居美国，住在纽约，曾在联合国工作。
在纷繁的乱世度过了几十年，如今一切归于平静、然而父亲的遗骨下落不明，成为两姐妹心中永远的伤痛。有人提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花几万元派人找寻，定能够找到；有人提议建立一座豪华的衣冠冢祭奠父母……丰碑高墓是中国几千年来纪念先人的最佳方式，但是若以这样的方式来侵扰父母安息的灵魂，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安的。春菁与春葳这样协商，她们想找寻一种最好的方式来纪念父母，回报社会。她们想到了自己早年在山西的生活情境，想到了冒着黑烟取暖做饭的煤火炉，想到了人们收集、融化雪水洗衣服的情景，山西缺水，太原又曾是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何不用父母的名义设立一个奖学金呢？这才是符合父母意愿的事情！于是她们从自己并不富裕的生活中拿出10万元钱，于1992年在太原理工大学设立了“王宪夫妇女子奖学金”。提出的条件是每年奖励水利系和环保系的几名优秀女学生，要求她们会讲一点英语。10年来，已经先后奖励过30多位女子。谈及为何需要专门强调“女子”奖，春菁女士说：“相对于男子来说，女子成才的机会要少一些，因此我们坚持这样设立奖学金。”
春菁、春葳姐妹并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婆，是爱心让她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爱父母、爱社会，爱所有努力工作与学习的人们。
回顾自己80多年的人生历程，春菁女士经常对人说：“从小母亲就告诉我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我总对人讲自已是中国山西宁武人，是山西的少数民族。你看我虽然是高鼻子、白皮肤。却是黑眼珠、黑头发。”说到这里她流露出孩子似的天线年王春菁回到宁武故乡，她登上芦芽山，在山上挖了一颗小树苗，掬起一把泥土。开心地说：“我要把它带回家陪伴我，让我天天都能看见宁武的树美、闻到宁武的土香。”
